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兴衰（一）

□何焕强

来源：世界何氏网    上传：2014-5-4

研究何姓源流必然涉及何姓郡望，谈到何姓郡望就绕不过庐江何氏。几年来，世界何氏总会文史部组织了对何姓源流的研究，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但总的看来仍有诸多认识问题需要厘清。其中之一，就是对何姓郡望形成与庐江何氏的认识。近段笔者在学习中对上述问题略有想法，现整理成拙文参与讨论，旨在抛砖引玉。

一、郡望的形成与发展

“郡望”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指名门望族。“郡望”连用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指郡中望族；二指望族的根源地或发迹地，含有“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的意思，同时区别于郡内外的其他同姓族人。

郡望是从东汉至隋唐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是这个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世代以官为业家族的“家门地望”标志。它产生和流行于郡县制与集权官僚体制为主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郡望并非指某个地方姓氏家族人丁兴旺，而是指这个地方大族“世代为官”，有较强的经济文化实力，并影响当朝政治与社会生活秩序。就是说，某个地方的某个姓氏家族，从某一代起就有人做官、做大官，以后这个家族的子孙世代也投身政治，以官为业，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所谓“世胄门地”，成为备受敬仰的名门望族，再由官府以列入“郡姓谱系文件”的形式，从法定意义上承认其家族地位，并定出其郡姓门第等级。

郡望不是家族自封的，要得到社会认可，同时要获得国家“郡姓谱系文件”的承认。郡望被确认后，将享受国家给予士族家族的“政治权利和待遇”，独享“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不属于这个士族家族的社会上同姓人（即便同居住于一个郡），不能冒认和享用这个郡望名称，更不能享受其“政治权利和待遇”。

郡望初步形成于东汉后期，发展于魏晋，盛行于东晋、南朝、北魏，到隋唐发展到高峰。郡望经历一个由形成、发展、巅峰到衰落消失的过程。唐末，随着士族的消亡而逐渐消亡，但郡望的消亡不是彻底消失，而是转化成一种同姓共享的姓望。郡望转化成姓望后，失去了原拥有家族的政治权利与地位，由原来政府赋予一个家族独享的“家门地望”标志，最终成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享的地望标志。

1、郡望在东汉后期初露端倪。

东汉自汉安帝以后至汉末近百年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相互争斗、残杀，朝政日益衰败、糜烂不堪。董卓趁机引兵洛阳，赶走袁绍、废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把长期左右东汉皇室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但东汉朝廷也名存实亡。

此时世家大族趁势而起，强势扩张，强取豪夺，雄霸一方。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西汉后期曾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地方大族，甚至还有“父子宰相”之显例。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也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东汉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随着东汉豪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惠泽于士大夫家族的门阀制度也在此时萌芽。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是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高门大姓”一般由其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形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还作出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东汉后期形成的世家大族，所谓的“高门大姓”实际上已有了郡望的雏形。

2、郡望发展于魏晋，西晋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汉至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后期，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曹魏“九品中正制”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从政治上开通了士族世家的官宦之路，使得地方大族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魏、吴还给公卿客户和西晋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使显贵广占田地、佃客和奴婢。因此，魏晋士族必是当朝显贵，只有在魏晋获得政治地位，尤其是在魏晋蝉联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名士族。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或许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一定的入仕机会，但在政治生活中处于劣势，其社会地位根本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

士族的形成是郡望产生的社会基础。什么是士族？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士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多方面的历史内涵：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形成庄园经济，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社会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以上诸要素缺一不可。

东汉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是士族形成的渊源，而魏晋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导致士族形成的直接原因。东汉以来，氏族宗法分封制被中央集权郡县制所取代。在社会生活秩序变动和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成长于郡县制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地方大姓族，挟其渐强的经济文化实力走向中央政权，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

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指出：“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堡坞主和士大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当权分子……”。就是说，这个时期地方大姓族非常强盛，强势的大姓族在社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什么样的大姓族才能称为“望族”？专家认为一般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家族文化积淀深厚，世代有才能之士；二是家族骨干德行高尚，“望”重乡里；三是有三代以上相继为官者，名重朝野。由此看来，望族虽然以地域与血缘为基础，但要有“德行、才能、文化、声望”作支撑，没有后者，其影响力起不来，其家族的发展也无法维系。

西晋是望族的强势发展阶段，也是郡望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一是两汉以来的“门生故吏（君臣关系）”遍及天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集团，构成了魏晋门阀望族的社会基础；二是与察举征辟制度相呼应的“人物评议”拉大了“门生故吏”的关系网，加速了门阀望族的形成；三是颠覆了曹魏政权取而代之的司马晋朝政权声望不济、根基不稳，被迫与门阀望族妥协，门阀士族因而在两晋获得空前绝后的强势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士族。

3、郡望盛行于东晋南朝。

东晋南朝时期，地方新豪族崛起。魏晋时期衰落的望族此时又得以复兴，新旧士族势力相互较量。这个时期，政府又明文确定郡县士族的郡姓等级，更加剧了郡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如东晋太元年间贾弼之主持修《姓氏簿状》，南朝萧梁天监年间王僧孺主持修十八州郡谱，确定了东晋、萧梁政权内来自全国116郡约710多家士族家族的郡望及其郡姓等级。

这个时期，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他们甚至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曹魏设立的唯才是举的“九品中正制”，到晋以后就变成了由门阀士族完全把持官吏选拔之权，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出身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由此而产生了“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的现象。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氏族论》说：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姚、王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这个时期过于重视郡望，还表现在得到朝廷认可的官修谱牒《百家谱》上，在这种官撰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见《太平御览》卷二一四），个人绝不可以妄称“郡望”。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某姓郡望只是属于少数大族所有，而同姓的其他人是不能享用这个郡望的。于是，一些人在其他郡中不是望族的同姓人，为了抬高自己的家族地位，就会有意无意地与别的郡中同姓望族进行攀附，或干脆假冒别人的郡望，自称自己的家族也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假冒户籍，公然作伪。

4、北魏对郡望的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公元386－534年）是南北朝时代北方的第一个王朝。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定胡汉姓族，对境内魏晋汉族旧门的郡望次第和拓跋氏集团高级官员的姓族等级、汉化郡望归属做了确认和规定，以“国家名义”确立门阀世族制度，郡望意识被进一步强化。

5、唐朝好郡望可谓登峰造极。

“永嘉之乱”后，大批拥有北方郡望的士族随晋室南迁，他们显赫的家世在原籍人所共知，用不着自行表露。但迁到新地后就必须通过向人展示，才能为人所知。如陇西李氏是贵族，其他地方的李氏就不是贵族。天下的李氏因同样的原因迁到同一个地方，如果不以原籍郡望加以区分，人们就不明其籍贯也不知其身份，就不会再把它们当作贵族了。所以，大批北方贵族南迁以后，朝廷为笼络人心，特为他们设立了“侨郡”，使之在新地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影响，从而也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郡望无疑成为贵族表明身份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且发展到了“竞以姓望所出”的程度。

唐朝非常重视郡望，士族凡说到姓名必加上郡望，以显其贵。“唐人著郡望”与李氏王朝不无关系。唐朝前期，在太宗贞观年间和高武时期整顿统治队伍、划分社会等级的官修氏族志活动中，又有近300个姓氏约1600余家高级官员的家族郡望、姓族次第得到法定意义的政治承认和等级判定，其家族通过列入“郡望谱系文件”的形式成为郡望拥有者家族。

李氏王朝在编修姓氏书中明文规定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知后震怒，亲自出面干涉，改李姓为第一，外戚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代“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拒绝，足见郡望之重要。清王士祯《池北偶谈》指出：“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纵观东汉至隋唐这七、八百年历史，先是东汉以南阳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政治集团，继而是魏晋以颖川郡、河内郡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南北朝隋唐以关陇、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地方大族集团，先后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建立的主要力量，而由这些地方大族集团的权力角逐而引起的权力转移、朝代更替、人口迁徙、乡村城市的社会流动和体现为士庶分化、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社会生活秩序等级化，是郡望得以产生形成的必要条件。

6、郡望向姓望转化。

郡望是门阀政治与士族社会的产物，必将随着士族社会的消亡而消亡。但郡望的消亡有其独特的方式，郡望的消亡不是彻底的消失，而是转化成姓望，即郡望由原本一个士族家族独享的“家门地望标志”，转化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同“冒认拥有”的姓望。

郡望消失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一个最初以一个同宗家族为主拥有一个郡望，到一部分同姓异宗家族共同享有一个郡望，再到社会同一姓氏之间共同享有一个郡望的过程。郡望转化后，与原本获得政府确认“原主体家族”没有关系，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区分和标志“原主体家族”家门地望、社会等级的法定意义，而成为一种可为社会上同一姓氏共享的姓望标志了。

唐末，郡望逐渐转化为姓望，这也意味着士族这一政治社会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最后终结。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何姓郡望

综上可知，郡望初步形成于东汉后期，发展于魏晋，盛行于东晋、南北朝。同其他郡望一样，何姓郡望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据记载，何姓共有七大郡望，分别是：庐江何氏（安徽）、陈郡何氏（河南）、东海何氏（山东）、郫县何氏（四川）、扶风何氏（陕西）、丹阳何氏（江苏）、齐郡何氏（山东）。魏晋南朝时期，仅地方的何氏家族就有三个郡望：庐江何氏、陈郡何氏和东海何氏。

1、庐江何氏。

庐江何氏，即庐江郡中“灊”地有名望的何氏家族，是在安徽境内的侨姓士族。庐江何氏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至东晋才确立高门的地位。其先祖始于何桢，历四世三朝，至东晋何充居中枢宰辅之重，何充弟何准之女“以名家膺选”成为晋穆帝皇后，得以跻身士族之列，虽未及当时的王、谢及桓氏之显赫，亦权倾一时，后庐江何氏家族一直绵延不绝，入南朝后在政治上仍屡有作为，直至梁末侯景之乱才衰亡下去。以下有专门叙述，此略。

2、陈郡何氏。

秦时的陈郡是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辖今天的豫东、豫南及安徽近30 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历经两汉，屡有变更。三国曹魏时期，其管辖区域已限制在今河南的太康、西华、商水、淮阳、郸城、柘城等五六个县的范围之内，其中太康，魏晋时期称阳夏，是陈郡何氏的发祥地。

陈郡何氏与庐江何氏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同步，同处魏晋时代。自汉代至魏晋时期，陈郡何氏家族见于文献记载者仅有4代11人。该家族的奠基者是东汉末年的何夔，其代表人物是何夔之子何曾。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魏明帝时改封平原侯，后任散骑侍郎、典农中郎将、给事黄门侍郎。何曾与曹魏权臣司马懿私交深厚，司马炎袭父爵为晋王时，何曾身为丞相，在废曹立晋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晋朝一建立，他官封太尉，直至太保兼司徒，爵位也由侯晋升为公。朝会之时，何曾享受坐车佩剑的特权，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曾有二子：何遵、何劭。何遵有四子：何嵩、何绥、何机、何羡；何劭有三子：何袭、何阐、何岐。

何曾家族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诗礼传家的儒学世家。以其家族自身条件，完全可以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但该家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盛气凌人，奢靡无度。

一般说来，奢侈豪华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共同特征，但对陈郡何氏而言，骄奢淫逸简直成了家族的“世袭门风和特殊标记”：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何遵“性亦奢汰”；何绥“自以继世名贵，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简傲”；何机“性亦矜傲”；何羡“既骄且吝”。

历史上的陈郡何氏发迹与庐江何氏大致同步。其家族曾出过丞相宰辅，权倾朝野，至为显贵，但政治上“骄贵简傲，生活奢糜无度”，并作为“门风”代代相传，以至天不假年，晋“永嘉之乱”中陈郡何氏家族惨遭灭族之祸，以至举家“灭亡无遗”(见《晋书·何曾传》)，销声匿迹。

3、东海何氏。

东海何氏地处东海郯城（今山东郯城），该郡望大致形成于南朝的刘宋时期，较庐江何氏要晚二百多年，而且历史短暂，家庭分支较多。东海何氏家族以何承天为开端，他以《安边论》的奏议为世所称，并改定“元嘉历”，成为东海何氏在政权上的最为显达者。其曾孙何逊以文章而著名，与刘孝绰齐名，时梁元帝评论何逊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何逊”。东海何氏总体上以文学著称。何思澄“具擅文名”，时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另有何慧炬、何远记载在《梁书·良吏传》。何氏虽有 “东海家声远，庐江世泽长”著名联语，但从政治发展角度而言，东海何氏与庐江何氏仍无可比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