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记

----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何黎明

按：这是何家产将军之女何黎明所写的文章。本文曾在《赣南日报》上经编辑略有删改后发表过。本版本为“原汁原味”版。

父亲是1931年离开家乡江西上犹营前的，那时他还只有14岁。从此跟随部队，近20年南征北战，直至解放全国。1949年他随一野进了新疆，我就出生在他进疆剿匪之后，我们姐妹兄四人，倒有三个出生在新疆，从小跟着父母到处跑，在什么地方也没耽过三年以上，直到“文革”……。我觉得自己象棵无根的浮萍，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故乡，什么是乡亲，我的根在哪儿？带着多年的愿望，1999年5月20日我终于踏上这块亲切而又陌生的土地。

一、回家的路

从上犹县城出发，益群哥（我的堂哥）开着他那辆看上去快要散了架的、银灰色的旧式桑塔纳，轰轰地沿着一条凹凸不平的山路行进，由于道路难走，一路上我们不得不多次下车步行，甚至搬来石头垫路。但益群哥说，这条新开的山路距营前有五十余公里，而另一条不能行车的旧山路，倒有七十多公里呢。1954年父亲回家，也是他少小离家之后的唯一的一次回家，就是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而行。屈指一算，距今已整整45年，当年他才38岁，而今我已45岁了。

从上犹到营前的整条路，都是在山里打转，转过一山又是一山。郁郁葱葱的山，清清爽爽的风，还有山里那一排排的土房子，让我清新而又似曾相识。山，我见过许多，福建的山，云贵的山，还有打小就熟悉的新疆的山，相比之下，各有千秋。我慢慢地搜索着记忆，猛然地，记起了什么，随即脱口而出：“益群哥，这儿是罗霄山脉的一部分吧？”答案是肯定的。1997年，当父亲去世20周年纪念时，我们全家上了井冈山，那里的山林地貌都与这儿一般无二。噢，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爱山----父亲是从这山里走出去的，而今我又回来追寻他的足迹。

上午10点的光景，我们一行到达营前。上犹县营前镇-----我从小就十分熟悉的一个地名，（虽然不曾去过，但填表时籍贯一栏总少不了。）今天，当我第一次踏上你的土地，心中油然而生的那种亲切连自己也感到莫名。

不少乡亲已在此等候了，我们互相打着招呼，互相打量着：他们的服饰并不陌生，男人们都是普通的衬衣，女人们呢，一般中年的都穿着一身蓝布衫，而上了年纪的均为一身黑布衫，可是他们的语言我却无法听懂，只有一句话我一下车就听懂的：“家产叔的细妹子回来了！”这句话在我住在家乡的短短四天中，不知听到了多少遍。不同辈份的人或称“家产哥”或称“家产伯”，这都是我从未听到过的称呼。更让我惊异的是，在整个营前只要提到父亲的名字，成年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许多人还知道母亲的名字，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从不曾见过我的父母，可是我的家乡，我的朴实的乡亲从来也没有忘记过我们。

二、营前

营前曾经为一个区，后又改为镇。有一条云水河贯穿全镇。它是从光姑山流下的山水汇集而成的，再往下，汇入犹江，进入章江，最后流向赣江。

光姑山---益群哥告诉我，父亲当年在那儿打过游击。我们驱车来到山下，只见高山重岭，层层叠叠，直穿云雾，其险其峻可与井冈山比美。光姑山侧旁的鹅形峪，是我大伯父何金产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牺牲的地方。那时他才二十岁上下，他的遗骸还是我奶奶亲手装殓的！

三、老屋

我的屋场座落在营前新街的附近，据说是清乾隆年间所造，这从老屋门口水井边的刻字上可以得到证实。当时我们这些客家人的祖先从北方迁往福建的长汀，后迁至广东的梅县，在一百多年前又迁到了这儿。我想我的祖先应该是挺富裕的，因为这老屋是方圆几百里最漂亮的，即使现在也仍然如此，（街上除外）。老屋的外墙是青砖的，内墙是土坯的。后来由于人口的繁衍，六十年代在其两侧又加盖了房屋，但远没有老屋的质量好。现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户人家了。

从正厅走入，它的内外都留有许多红军标语，连屋门口的踏石也刻上了口号，这是周围其它房屋都不曾见到的，听说这儿当年被红军征用过。那时光我的屋场就有六人参加了红军，当然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父亲一人。按这样的比例还算大呢。我在老屋里就看见好多户门口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人家，但那些牌子都十分破旧了。那时侯当红军，还不是一个个拿着脑袋当帽子顶着的。听说父亲是一听到打仗就眼红，拎着枪就往上冲，看来是个天生的职业军人的材料。好在他不但有勇而且有谋，脑瓜子特别灵（他小名就叫阿灵子），再加上运气吧，不然也就没有我了。

我的祖辈，从爷爷的爷爷算起，是“发”字辈，他叫发宦，太祖奶奶是范氏。当时还算是殷实人家，因为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公太（曾祖父）还考上了清授大学生。他是“祥”字辈，名叫致祥。现在住在我祖屋里的，就是公太弟弟敏祥的曾孙子。太奶奶为刘氏，巧的是她女儿也嫁到了刘家。不知为什么公太逝后就葬在了刘家的坟场—九子寨，与女儿和女婿相守。公太在世时曾在墟上开了家店，名为“同发祥”，我想那大概是饮食店或茶馆，因为我这次还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印有“同发祥”字样的碟子。以后不知道太公的这家店有没有传到我爷爷的手上。公太有两个儿子，大的就是我爷爷传铭，小儿子叫传琅，传琅只有一子叫钦产，早夭了。我奶奶叫张桥招，共生五男五女，其中有三女一男都早夭了，余下4男二女，他们是金产，全产，家产（小时叫佳产），俊产，梅招和云娣。由于爷爷的早逝，子女又多，家道很快中落，因此父亲只读了二年私塾就出门当学徒了。

我的祖房靠老屋西侧，五、六间小房阴暗潮湿，现在有部分通道已改变了，父亲就在这屋里出生，1954年返乡的时候仍住在这里。我回乡时，许多年长些的乡亲都对我谈起他当年回家六天的情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1945年9月，父亲所率领的南下大队二营奉命前往接应四支队，就与其会合于上犹。只不过当时严酷的形势使父亲没有也不可能回家。

我在父亲出生的房间坐下，仔细打量着：约11—12平米的小房，内侧有半截阁楼，上面堆放着杂物，新主人告诉我，这些都是老主人留下的。在门口观望的人群中，我很自然地注意到一位老妇人，她身材矮小，饱经风霜的面孔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与许多看热闹的人不同，她目不转睛的盯着我。这种目光深深地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们并未说一句话，但泪水已经盈满了双眼。我没想到，与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太太竟会产生如此强烈，如此相通的感应。对视良久之后，她用食指和拇指握住自己的鼻梁说：“你的鼻子长得很象你爸爸。”

后来我知道，她姓朱，三岁就当童养媳来到老屋，是敏祥老爷爷的孙媳，今年已整整八十岁了，仍每天下地劳动，此外只有儿子们供给的每月二十元钱的生活费。在营前四天，只要一见面，她总是盯着我看。临走前，她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下次你回来就见不到我了。”面对她的苍老、虚弱、贫困和朴实，面对这美丽的养育了我的父亲和乡亲们的土地，我无言以对……

由于家中已无人住在老屋，我在营前的日子里就住在新街的一家旅社里。临行的那天早晨，按照乡亲们的要求，我再次回到了老屋。屋场内外已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乡亲，正厅内外挂了许多鞭炮。只听益辉（我的堂弟，蛛岭村的主任）一声招呼，内外鞭炮齐鸣，而我则必须在这鞭炮一响时从堂屋走出，后面紧跟着扶老携幼送行的乡亲们，约有百米长的队伍。许多人手上都拎着一小包一小包的笋干、石鱼、红鸡蛋……。送行的队伍渐渐走远，而走在最前的我，总忍不住一再地回头，望望我的老屋，烟雨蒙蒙之中的老屋—鸟子堂，我祖辈生活的地方。在雨中，有一个矮小的、穿着一身黑布衫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远远地，我看不清她的面孔，但我知道，那是朱婶。

一时间，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身影：她身着同样的黑布衫，站在同一个地方，眺望着同一个方向。她是我的奶奶。1954年，当奶奶得知父亲将要回家的消息后，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时间，老人便一连数日站在屋场的门口，遥望着心爱的儿子将要归来的道路……。我从未见过奶奶，她在父亲回乡的第二年便去世了。但我知道，她是一个在红军撤走以后为了躲避迫害而要了十几年的饭；一个将自己的五个儿子亲手送走了四个，并且与唯一的儿子离别了二十多年而不知其生死的母亲！我相信这时候，奶奶的眼睛里一定饱含了她全部的苦难和全部的希望。

举行如此隆重的自发的送行仪式，而让我这个第一次回家的女儿从堂屋走出是非同寻常的，益群哥说，老干部回家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说明乡亲们对父亲的尊敬和爱戴，对我的承认。这是生长在这块古老的、闭塞的，少数人到现在仍用民国计年的人们，所给予我们的一份多么深厚的亲情！我想跪在乡亲们面前，如同跪在奶奶的坟前一样。我想对他们说：“是你们让我找到了，找到了我最深厚、最广阔，永远不移的根！”

一九九九年七月